[內容摘要] 根據史料記載，基督教傳入中國是“三起三落”，“三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基督教沒有中國化。例如，景教在唐朝出現過“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的盛況，[1]可惜的只流行了２１０年。如今在西安碑林中，只見到唯一的一件實物——景教碑。傳教士傳教的途徑每每都是以走上層路線為主，他們先向皇室、官員、市民講述耶穌的故事，然后才走進農村，或者說，主要先對城市中有文化、有地位、有苦難的人講道，沒有將基督教的核心教義與中國的優秀文化結合起來，開展宣教工作。當今，中國基督教徒主要分布在農村，復興的農村教會，在不斷推進中國城市城鎮化的今天，開始出現萎縮，甚至，不免有點危機四伏，相當一部分的農村信徒走進了陌生又繁華的城市，教會如何提高他們的文化、調整他們的心態、陶冶人的情操、發揚移風易俗、促進社會和諧、提高社會誠信、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都是通過教會的教育事工開展，即基督教教育與信仰的重申和延伸，本人從南通教會的實際情況來考量，結合中國基督教“三自”原則、習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2016年４月２２－２３日）及其它系列講話和香港基督教三一神學院院長、浸信會牧師林德平博士的《基督教教育課程》的有關內容，淺析基督教中國化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教育事工的探索。
[關鍵詞] 基督教中國化 教育事工 城市化進程
南通教會見證
一、基督教中國化在中國城市化初期進程中教育事工探索
近代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士在大陸的主要事工是建立醫院、學校、圖書館、教堂及為民服務的慈善機構等，上世紀20年代，有人總結新教來華傳教士在中國城市化初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中作出了重大貢獻，表現在：“一、中國基督教教育事業是一項規模頗大的事業。 二、中國基督教教育制度正負擔著非教會社會的大部分教育責任。
三、教會學校構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四、教會學校是政府在發展教育體系方面的有力助手。五、教會學校正在為中國婦女作出獨特的及時的貢獻。六、教會學校體系正在迅速增強中國教育家的隊伍。七、教會教育對中國教育科學事業是否提供著真正的貢獻？八、教會學校和教會有密切的關系-----”[２]以上評價得到當時社會上很多人的公認，后來教會在中國城市化初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所扮演的角色有所改變，不過，探索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努力和方式，沒有止步，被稱為“教育之鄉”的南通也是如此。
基督教傳入南通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當時南通市區的范圍不大，人口又很少，比不上現在的一個新社區。我們僅從宗教是一種文化現象來看，基督教中國化在近代第一城城市化初期進程中的教育（中文）事工中做出了如下的努力：
[1] 《教會簡史》，（上海：中國基督教協會編印，１９８３年），第５２頁
1.對教育的影響
1.1教會興辦圖書館，解放前，南通教堂藏有新文化進步書籍2000多冊，吸引很多知識分子去閱讀，在那時，成了知識界的一個亮點，例如，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的父親劉瑞龍從小在教會的圖書館里自學，從中接觸到馬克思主義，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締造、建設新中國的一名功臣。
1.2教會籌辦多種學校，對于嬰孩教育，南通教會辦了崇英育堂；對于文盲、半文盲的中老年，教會開辦了婦女識字與民眾教育掃盲班；民國5年（1916）教會辦護士學校，初收男生，后漸收女生；1919年春，南京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傳教士高誠身來南通主持教務工作，辦英化中學（即南通市一中的前身）并籌辦基督女校。1922年美籍護士傅汝愛來南通與海格門夫人共建“南通州高級護士學校”，[３]培養了很多高級護士人才，為南通的醫學事業、醫務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教堂有多名信徒曾就讀于這所學校并從醫院護士的職務上退休的。
1.3教堂是大人的課堂，學校里有孩子的教室，圣殿是大人的學堂，教堂在中國大眾的心目中是一個神圣的地方，能凈化人的靈魂，陶冶人的情操，也是接受文化教育的課堂。一些無文化或文化少的信徒通過中文禮拜聽道、讀經、參加周間查經、唱詩班、青年聚會等活動，在文化上大有提高，從目不識丁到后來逐漸能讀經、讀報，掃盲效率特高。禮
[２]《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中華歸主》中冊，第888-892頁。
[3] 南通市民族宗教志編纂委員會，《南通市民族宗教志》，（南通：黃山書社出版社，1996年），第129、130、136頁。
拜（教務）中使用中文，讓老百姓聽懂，這是基督教中國化自覺的求索，也是最早的嘗試。
２.對科學的影響，宣統一年（1909），上海教區委派美籍醫生鮑倫德偕夫人來南通，在西門外端平橋河西街建造“記念醫院”，1912年10月醫院建成，冠名為“南通州基督醫院"[４]（即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前身），當時，醫院建在城市的邊緣，位于城郊結合處。1937年8月17日，日軍飛機轟炸了基督醫院，1939年，美國教會總會派施保羅夫婦來南通恢復教會活動和基督醫院，新建了很多病房，有的直用到今天。
3.對建筑的影響，南通基督教堂面朝向西的臨街三層現代建筑，位于市中心最繁華的地段，百年前，在南通是很時尚的洋房，行人的回頭率特高，朝南、朝北是兩排長長的廂房，教堂是參照中國古代的宮廷建筑所建，形成一個口字型，是中外結合、古今結合、高矮結合的庭院建筑，雖然已拆，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現在天主教新建的教堂在全國幾乎是一個款式；我們新建的基督教堂（包含室內裝飾），很多人希望有哥特式（或有羅馬式）風格的部分樣式，否則就說找不到靈氣，現在，有文化底蘊的老建筑是越拆越少，宗教場所多要遷出城市中心，面對原基督醫院的宿舍樓，我們在思考基督教對中國建筑的互相影響究竟有多少？安徽省宿州市基督教堂有百年的歷史，是外國宣教士本著福音本色化的需要建造的，如果，你去參觀學習，會發現當時的建筑師在建筑藝術中采用了大量的宗教符號，把很多圣經故事，通過石雕、木雕、磚雕等東方藝術方式反映出來，內中的園林藝術也很美，身臨其內，讓人感慨萬分，不自覺的摘帽向教會先輩致敬！感謝中外基督教藝術家為我們后人留下了藝術經典的教堂，有時，我低頭靜默，不知道東、西方文化巧妙結合的老教堂，在中國大陸還有幾座？基督教中國化在中國城市化初期進程中探索的痕跡和“粗線條”標本有多少？很多被城市現代化所替代，只有在書籍中能看到它的身影。
4.對文藝的影響，近代刺繡國手沈壽受末代狀元張謇先生的邀請，來通辦義工傳習所，并任所長，歷史上沒有記載沈壽是否到過南通教堂，但是，沈壽在南通期間，創造性地運用中國刺繡的虛實針、旋針等針法創作了耶穌的刺繡圖像，《耶穌像》在1915年美國舊金山巴拿馬世界博覽會上被評為這屆博覽會一等獎，使得這屆世博會成為對中國影響非常大的一屆世博會，1986年，張謇先生的后裔張緒武把《耶穌像》奉獻給南京博物苑。基督教文化還與中國的書法、畫畫、剪紙、陶瓷、印染、攝影、舞蹈、相聲、朗誦、話劇、表演、演奏、歌唱等文藝文娛相結合，起到了教育大眾的目的，這是中國基督教中國化的摸索。致此，在基督教中國化的征途中，我們要向中國老一輩的藝術家、知識界的朋友們致敬！
5.基督教名人——已故的南通籍基督教翻譯家任炎林博士，任牧師從小出生、成長在南通，生前他翻譯了英、德、日教會著作近200本書，自己寫了三本書，代表作是《新約神學》，2006年1月由全國基督教兩會出版發行。任博士曾任南通師專（即今天的南通大學前身）英語教師、金陵協和神學院客座教授，當過南通市政協委員，晚年在臺灣生活，他的名言之一，要在海峽兩岸之間愿作一座橋梁，向自己的同胞分享基督的愛。這里我想到中國現代文學名家冰心、徐志摩、老舍等，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流露出基督教的思想，或者說，他們的部分創作受了基督教的影響。
南通（原名通州）歷史悠久，２００－３００百年前，老百姓的信仰主要受到道教、佛教和當地民族宗教的影響，鴉片戰爭前后，基督教和天主教首先向城市里的居民傳教，市民同農民相比，開放、有文化，愿意了解其它宗教，在中國城市化初期進程中，所薄弱（或缺少）的社會服務功能，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作了必要的補充，從此基督教與天主教和伊斯蘭教在南通有了生根、發芽、結果、再發展的客觀環境，南通地區只有市區出現五大宗教的盛況。
二、基督教中國化在城市化中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探索
新中國成立以后，政府接受了教會學校、醫院和社會服務機構等，從此教會的泛教育功能慢慢的退出了中國城市化初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的舞臺，僅留下教堂作為教育事工的窗口，中國基督教成立“三 自”組織，是新政府在政治上幫助基督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推動。根據劉少奇1949年7月4日給斯大林的報告:“僅僅英、美兩國，在中國設立的專門學校與大學校就有31所，神學院32所，圖書館29所，文化團體26個，中學校324所，小學校2364所。”因直接由美國方面的資金支持和贊助的學校數量眾多，在中國各類學校總數中所占比例較大，因此，學生乃至教授職員中對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抱以好感者自然人數眾多。由這些學校培養出來的畢業生，每年大量地進入到社會當中
[４] 南通市民族宗教志編纂委員會，《南通市民族宗教志》，（南通：黃山書社出版社，1996年），第129、130、136頁。
去，包括就職于政府機關和各類學校，他們也就不可避免地會把“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情緒散布到四面八方。和較多地在宗教信仰的范圍傳播思想和進行活動的基督教、天主教教徒比較起來，這些學生和教職員工在社會中的影響范圍顯得更要廣泛得多。新政府必須盡可能快地縮小美國在這方面的影響。[５]
據1950年6月1日《馬敘倫部長在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的開幕詞》中說:當時全國共有高等學校227所，其中教會設立的學校24所，約占總數的10%。[６]文革期間，僅有的教堂教育事工也徹底終止。
改革開放以后，教會在城市化中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從恢復、設立開放基督教堂，到基督教青年會對外服務，有條件的教會創建（或資助）水利、希望小學、醫院、托兒所、敬老院、戒毒所、心理咨詢門診、大學生夏令營等教會實體，這些實體將越來越多，涉及的面也會越來越廣，為群眾提供教育服務，深得眾人的喜愛，尤其是教會慈善工作。
高師寧在《城市化過程與中國基督教》分析：“‘城市化過程比市場化進程和工業化進程，更具有社會性、整合性、綜合型、復合型和多元性，或者說，城市化過程比市場化進程和工業化進程涵蓋了更多的社會發展內容’，主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話語。城市化過程中，廣大農民工做出了重大貢獻，盡上了很大的義務，但是他們所享受到的權利卻不多，例如：身份的轉化、勞動技能的提高、養老醫療等基本的社會保障、社會壓力所造成的種種內心沖突需要解決，”[７]教會在城市化中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為他們雪中送炭：
2.1心理功能，“現在的社會處在人才競爭、社會各行業優勝劣汰的快節奏時代，尤其在城市，一些人(農民工尤為突出）感到工作忙、應酬忙、家務忙，既沒有時間休息，也不知如何有效的休息，造成了身心疲憊，患精神、心理疾病的趨勢開始上升。在國內，心理治療剛剛起步，且接受心理治療前，不少人先要轉變觀念，然而基督教的教牧心理學在西方早已設立，在實踐中使用的很普及，當一位信徒帶著痛苦、困惑的心情來到牧師面前，尋找訴說的對象和依靠的力量時，其實牧師扮演著普通心理醫生的角色，勸誡他要常在神面前祈禱、唱歌，安慰他的心，使之心里平衡，避免了不少的過激行為。同時，科學家研究結果：人的疾病與人的性情波動有關。醫生對病人說，三分治療，七分養病。《圣經》告訴我們，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基督教是歌唱的教會，極大多數的人帶著愁容進入教堂，禮拜、聚會后就張開笑臉走向社會，很多人作見證，身上原有的一些慢性病，信主一段時間后，去醫院檢查，竟然痊愈了。我認為，有的是神直接的作為，有
的是神間接通過科學的作用，兩方面都很重要。因此，教會活動場所既能成為現代人的精神家園，也是不可少的精神樂園，其社會價值不可估量。”[８]當然，一些教牧人員超負荷的工作導致人的早衰，甚至猝死，這是教會的一個悲哀！
2.2道德功能，教會給人的普遍現象就是勸人為善。佛教講，諸惡不作，眾善逢行。“三歲小孩都知道，八十老人做不到。人性是需要加以引導的，基督教的教義認為人不靠行善得救，但一個重生得救的人必須要有行善的生命流露。《圣經》教導世人：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行善要行在暗中，就可得到上帝的賜福；基督教的十誡引導人性向善。我認為教會道德是社會主義道德范疇的一部分，就約束力而言，不同于一般倫理道德，甚至高于一般倫理道德。基督教成為講理性講道德的教會，是我們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的任務之一。在社會道德滑坡、有人鼓吹“次道德論”或“道德無用論”的今天，教會的道德功能顯得十分可貴，發揚光大是她自身存在的社會基礎與發展的使命。根據有關部門統計：一個真正虔誠的教徒一定遵紀守法，不會去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教會改良人性比用一般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改良人性作用大。不少國家的牧師可以向監獄中的罪犯傳教， 可以帶領罪犯在獄中做禮拜，引導他們讀《圣經》，既有利于監獄的
管理，更有利于人性的大大改良，對雙方都是有益的。當一個罪犯在監獄里真正信了教，刑滿出獄后他一定是一位好公民、好信徒，決不會出現“二進宮”、“三進宮”的現象，這就是教會道德功能的獨特之一，2007年4月22日，中央電視臺四臺講述：“從殺手到牧師”臺灣博士呂代豪的見證，感動了很多人。教職人員成為道德“警察”會得到社會的進一步重視。在強調法治與德治并重、人性冷漠的今天，這件事的宣傳顯得更加重要。”[９]
2.3文化功能，教會是一種文化現象的觀念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首肯。教會的文化功能十分明顯，不識譜的信徒，能唱起優美的圣歌，沒有文化的人能使用復雜的樂器；就識字而言，雖然有些老信徒沒有上過學，但在信仰作用的感化下通過持久地讀經、唱詩，他們認的字就越來
[５]《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第12頁。
[６]《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5頁。
[７] 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編輯部（成都：宗教學研究雜志社，2011年），第117—123頁。
越多，以至世界名著《圣經》也能通讀。同時，教會藝術對他們的心靈熏陶也是很大的。目前，中國還有占總人口8%的成人文盲，從各掃盲渠道來看，教會的掃盲效果很大。例如，我們教會每年舉辦的慕道班：
2.3.1慕道班課程及其它：
2.3.1.1慕道班課程的講員牧師為：施成忠和張培生。
2.3.1.2慕道班的主要教材是《基本要道》。
2.3.1.3慕道班的上課時間及出席人數考勤情況看，讓我們發現教會的發展是有文化的多，年青的多、身體好的多和婦女多，改變了過去低文化的多、因病信主的多和年老的多，請看如下附件１、附件3.從信徒參加慕道班的出勤率和重視率來看，教會在城市化中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是缺一不可的，也是其它途徑無可替代的（附件4、）
2.3.4信徒悔改重生的經歷個別案例：潘某某，男，漢，大專，1969年6月出生，1996年信主，1998年來本堂，以下是他的見證：
圣靈感應的奇妙
1996年一個冬天的下午,我走在上海西藏路的街道上,忽聽周圍有音樂的聲音,好奇心帶領我聞聲進入了院子,仔細聽,聲音從一個大屋里傳出,挺動聽的,似乎是合唱的音樂,健步走進屋內,豁然開朗,哪是個屋啊,分明是莊嚴肅穆的大禮堂,再走進里頭,根據自然的判斷,我來到了一個教堂,好多椅子,好多人坐著,手里捧著厚厚的書,嘴里不停的吟唱的著什么,再往前看去,一個精美絕倫的大舞臺呈現在我面前,臺上似乎有很多人排成隊唱著,再抬頭看了下, 一個十字架的東西映入眼簾,頓感些許緊張,這是什么啊,環顧四周,彩色的玻璃鑲嵌在精致的墻上,好美的地方,悄悄地問下周圍的一個人,“這是什么地方”，一個很和善的人告訴我，“這是基督教堂,” 哦, 理解了, 聽著聽著身邊人吟唱的歌,挺好聽的,當時沒覺得什么異樣,看看時間要回家吃飯了,就這樣走回了家。大概過了一周,我去樓下阿婆的電話亭打電話,她非常友善的同我搭訕,我也附和了她一下,突然她問我:"小伙子,你去過教堂嗎?" 我心里想,她怎么知道我去過，莫非她記錯人了,我就嗯了一下，她非常興奮的從她桌下的一個凳子上拿出一樣東西出來,輕輕地遞到
我面前, 兩個燙金的大字看到了,《圣經》, 她說,送你一本這書,有時間看看。我心里打鼓,她送我這干嘛,莫非推銷書啊,畢竟是鄰居,不好意思推托,就接過書來。“阿婆,多少錢”。 她笑著說:“不要你錢,送你的”，我心里更沒底了,平白無故的送我東西,哪好意思阿, 她估計猜出了我的心思,馬上說:“我們是基督徒,傳福音的,你拿著這書看看”，“謝謝阿婆”！我拿著這書就放在家里的床邊,當時也沒在意什么,還按平時的生活正常的上下班。有一天周日,我在家閑著沒事干,就翻起了阿婆的《圣經》書,看看挺有意思。 突然，想起了那天去過的教堂,心里有個想法,何不去看看,反正沒事做,收拾好東西，挎起一個包走下樓來,走出弄堂徑直往人民廣場走去,大概沒二十分鐘,非常自然的來到了教堂里面,坐下后,問下旁邊的人,這才知道這教堂就叫沐恩堂,我忽然感覺沒帶什么,看到有人在翻圣經,我尷尬的看看周圍,倒讓我看到了后排那有很多書,估計就是可以借閱的,果真跑去可以自由拿了一本坐到了原位,牧師讓所有人起立唱贊美詩,
我
[８]、 [９] 張培生著，“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教會社會功能及其走勢”，《金陵神學志》（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2012年2期，第142、143頁。
也跟著站起來，半懂半不懂得哼起來了,就這樣,我慢慢的與教堂結緣了,有時經常去做禮拜。后來,因為我父親的身體不好,回到了南通,經醫院查出來是胰腺腫瘤,當時醫生很明確的和我說, 這病可以不用治療,大概只能活3到4個月,給他買點好吃,根本不能做手術。全家聽了這消息如同青天霹靂,都沉浸在痛苦之中,可偏偏就在此時,一個信主的朋友找上門,關心我們不要急,她和其他一起信主的姊妹共同禱告,說，“一定可以戰勝,”她的這些話給我們極大的信心,強烈要求醫生給我父親做手術并且很成功的做完了手術,最后切片化驗下來,奇妙發生了,所有的醫生都不相信這結果,是良性纖維瘤,不是惡性的,他們為了證實這結果重新化驗了一次，結果如初,主治的主任驚訝的又遇到此事,所有人都很驚奇和開心,我們全家從此知道主的能量有如此之大,從那以后我們堅定了信主的信心,一定要跟主一生,感謝主,一直待到離開人世的那天,依然在主的身旁,主的榮耀如此之大,感謝主的大恩賜！ 201５-4-4
2.3.5信徒受洗禮程序和信徒登記表，見附件2和附件5
其實，平時教會的教育事工很多，以下附頁是根據林德平牧師在金陵協和神學院第四屆教牧研究生班上，給我們授課《基督教教育》所提供的表格，稍作調整，按照南通第一城基督教堂的情況填寫。
從教會的文化功能看，為了消除教會的神秘性，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書店中將會提供較多的教會經典著作，來滿足不同需要的讀者，很多國立大學都成立宗教研究所（系），讓一些愛好宗教專業的學生，接受宗教知識的學習，基督教學識教育就是其中之一。
關于教會人才培養，“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當代中國基督教努力途徑》和《加強宗教神職人員的培養和教育》的文章中明確指出：‘中國教會教牧傳道人員本來就相對缺乏，隨著信徒數量的增長，教牧傳道人員的培養工作跟不上的矛盾就愈加突出。”[10]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并切實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在基督教中國化方面，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８日，南通市基督教在第一城基督教堂舉辦全市４３所教堂負責人和神學畢業生培育、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活出基督新生命即興講道比賽，即用圣經知識闡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有３００多名信徒聽道，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４－２６日，南通市第八屆神學思想研討會暨各堂點負責人、圣禮培訓班在南通舉辦，我們邀請到全國基督教兩會《天風》編輯部責編王榮偉牧師給培訓班學員授課，并對大會提交的神學論文作點評，首先，他肯定了南通兩會神學思想建設進入了第八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績，是跨小步，不停步。其次，希望神學思想建設要接地氣。第三，基督教中國化，要從基層教會的教牧工作做起。我們多知道基督教中國化硬件工作好做，軟件（思想）工作不容易做，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不斷的有效推進，是基督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基礎，其根基有多深，與神學思想建設的夯實有關。
面對社會的一些公眾教育，令人比較擔憂，中國的應試教育變化不大，暴力色情的電視電影網絡害人不淺，低頭族現象越來越普遍，小平同志生前有一句名言，中國最大的失敗，就是教育的失敗。相反，基督教的教育事工與眾不同，對社會有益。
總之，教會通過禮拜和多種形式的團契及對外服務，針對廣大信徒（尤其是很多進城農民工）的需要，祭司的教育角色與功能無人替代，基督教教育與信仰的重申和延伸非常重要，教會對社會的穩定和對社會的誠信度的重建等作用將越來越被世人看好。
三.基督教中國化在中國城市化后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思考
西方教會處在后現代化時期，信徒受到自由主義神學、成功神學等影響，導致西方教會的衰落，很多信徒需要信仰，但是不要教會。不少教堂禮拜時，信徒很少，有的甚至空關。很多西方教會的禮拜人數亮起的“黃燈”或“紅燈”，引起我們中國教會的高度重視，提醒我們如何做好基督教中國化祭司的教育角色與功能及相關預防工作，使中國教會在復興過程中，不步西方教會荒涼的后塵，或出現盲目的拐彎，我提出如下思考題：
3.1“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義教規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 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述。”（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語）我們要結合中西方優秀文化，不斷推進中國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建設，將神學思想建設及時轉化為講臺供應，提出用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回應自由主義神學、成功神學等不良思潮。
3.2不斷提高教牧人員的整體素養，面對教會在中國城市化后期進程中的教育事工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廣大教牧人員在人力、物力資源不足的環境中，探索牧養工作的新方法、新經驗。關鍵是要在“導”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準，做到“導”之有方、“導”之有力、“導”之有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語）。
3.3加強基督教人才隊伍的培養培訓工作，從“三自”到“三好”的過程中，基層教會的信徒人數與專職牧羊人的比例嚴重失調，結果造成因祭司的教育角色與功能的缺位，導致教會不能更好地健康有序成長。同時，教會義工隊伍建設仍然要加強和重視，要鞏固“三自”成果，重視圣禮建設，主動服務沒有建制的教會，是辦好中國教會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普世教會中作出我們美好的見證——即體現基督教中國化的程度。
3.4基督教是講愛的宗教，批評道德無用論，在社會“五個”文明建設中，用圣經闡述“八榮八恥”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做到多一個基督徒，就是多一個好公民，為中國教會的健康發展贏得更多更大的自由空間，使主的名得到榮耀。
3.5有人總結，在中國城市化后期進程中，21世紀中國福音教育事工的挑戰：
3.5.1教內外的挑戰，中國教會需要興起中國的護教士來回應教內外的種種挑戰。
3.5.2工人荒的挑戰，中國教會需要大批的教牧專門人才，這一重任落到了神學教育家的肩上。
3.5.3神學課題的挑戰，建設中國神學思想的體系任重而道遠。
3.5.4教會行政與路線的挑戰，中國教會需要有一批卓越的教會行政
[10] 俞偉忠，“談談教會人才培養（上篇）”，《天風》（上海：《天風》編輯部，2011年第八期），第4頁。
家的出現，領導教會健康成長，在普世教會中作出我們的貢獻。
3.5.5基督化人才的挑戰，21世紀的中國教會需要興起大量的基督徒思想家、文學家、科學家、醫學家、藝術家、企業家來更好的為主作光作鹽。
3.5.6普世宣教的挑戰，中國華人分布在世界各地，中國教會需要興起很多的宣教士向自己的同胞和他人分享福音。[11]
四.結語
當今教會的教育事工開展，雖然不能同解放之前相比，也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困難和挑戰，但是成績也不少，特別是習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2016年４月２２－２３日）和其他系列講話，鼓舞人心，有利于我們做好教會工作。若干年以后，教會的教育事工開展的路徑和內容，可能有點不同，但是祭司的教育角色與功能是一樣的，基督教教育與信仰的重申和延伸也是一樣的，不同的就是傳達什么樣的信息，為了在普世教會中作出中國教會的美好見證，要不斷鞏固“三自”成果，堅持聯合禮拜的大方向，自覺走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三自”道路的信心和決心是不能動搖的，要不斷推進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才能確保中國基督教會更加健康、更加復興！這樣一個大多數人比較喜歡的中國化基督教扎根在人們的心中，實現了無數代中國基督徒的美夢——中國基督教本色化
[11]（李方舟，“二十一世紀中國福音事工的挑戰”，《牧者之道——第四階段，裝備課程》，（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1年，第260-263頁）
參考資料
1.范愛侍著，《教會簡史》，上海：中國基督教協會編印，１９８３年。
2.《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1901-1920】，《中華歸主》中冊。
3、4.南通市民族宗教志編纂委員會，《南通市民族宗教志》，南通：黃山書社出版社，1996年。
5.《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6.《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教育文獻》，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年。
7. 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編輯部，成都：宗教學研究雜志社，2011年。
8、9張培生著，“和諧社會建設中的教會社會功能及其走勢”，《金陵神學志》，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2012年2期。
10.俞偉忠，“談談教會人才培養（上篇）”，《天風》，上海：《天風》編輯部，2011年第八期。
11.李方舟，“二十一世紀中國福音事工的挑戰”，《牧者之道——第四階段，裝備課程》，香港：福音證主協會，2011年。
